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基本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将会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业内习惯用“三大支柱”来描述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
郑秉文表示，基本养老金制度是一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是防止老年贫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基本养老金制度，老年贫困率必定增高。例如，美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的老年贫困率为11%，但如果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将上升到60%。大部分发达国家建立第二支柱在先，第一支柱在后，所以如无第一支柱，老年贫困率可达60%；而中国是第一支柱在先，第二支柱在后，以眼下第二支柱的低覆盖率，如无第一支柱，老年贫困率恐将超过90%。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低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但已高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韩国等国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兜底”作用重大。
他表示，有些民众对基本养老金认识有误区，认为自己“不靠别人养活”、老龄化与自己无关、不愿缴纳社保费用等。事实上，“一代人养活一代人”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是人口红利充足的情况下最可靠的养老方式之一。在近几十年中国经历经济腾飞的情形下，尤其如此。“40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年，挣56块钱，现在我挣1万多块钱，增长了200倍的工资，大家都增长了几百倍的工资。你把收入用货币金融的形态攒起来，攒到现在能剩多少钱呢？”他表示，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现收现付的“一代养活一代”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对大家是有利、可靠的。
但在老龄化趋势下，基本养老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劳动人口占比就越少，将来要保持替代率不变、维持代际公平，劳动人口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同时人口还将迎来负增长。并且，随着经济增速逐渐进入稳态，再过几年，中国就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条件恰好碰到一起，现收现付的制度就可逐渐向积累型制度过渡了，亦即向资产型制度过渡。
郑秉文表示，人口红利的弱化，就可以向资本红利要收益来替补上去，这就是养老金制度转型的必要。这个转型，就是确保养老金制度能继续发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不受人口老龄化的拖累。
郑秉文指出，因此，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势在必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就是资产型制度的载体，这个载体将能“对冲”人口红利减少导致的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性，逐渐替代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的现收现付制度，其路径就是通过资产型的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来积累养老金资产。从更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情况看，在老年人退休收入结构中，第一支柱的养老金支付比例是越来越小的，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占比越来越大。如此，才能确保整个养老金体系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也能成为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
他表示，在老龄化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求社会是创新型的、要求提高单位产出水平，这就需要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新兴技术不断得到更多风险投资支持，而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资产池就自然成为长期的股权投资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养老金制度既是民生制度，也是生产要素，是稀缺的长期资本，可推动技术创新。从长链条上看，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基本养老金支付压力加大，将会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业内习惯用“三大支柱”来描述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
郑秉文表示，基本养老金制度是一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其基本功能是防止老年贫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基本养老金制度，老年贫困率必定增高。例如，美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的老年贫困率为11%，但如果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将上升到60%。大部分发达国家建立第二支柱在先，第一支柱在后，所以如无第一支柱，老年贫困率可达60%；而中国是第一支柱在先，第二支柱在后，以眼下第二支柱的低覆盖率，如无第一支柱，老年贫困率恐将超过90%。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低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但已高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韩国等国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兜底”作用重大。
他表示，有些民众对基本养老金认识有误区，认为自己“不靠别人养活”、老龄化与自己无关、不愿缴纳社保费用等。事实上，“一代人养活一代人”的基本养老金制度，是人口红利充足的情况下最可靠的养老方式之一。在近几十年中国经历经济腾飞的情形下，尤其如此。“40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年，挣56块钱，现在我挣1万多块钱，增长了200倍的工资，大家都增长了几百倍的工资。你把收入用货币金融的形态攒起来，攒到现在能剩多少钱呢？”他表示，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现收现付的“一代养活一代”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对大家是有利、可靠的。
但在老龄化趋势下，基本养老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劳动人口占比就越少，将来要保持替代率不变、维持代际公平，劳动人口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同时人口还将迎来负增长。并且，随着经济增速逐渐进入稳态，再过几年，中国就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条件恰好碰到一起，现收现付的制度就可逐渐向积累型制度过渡了，亦即向资产型制度过渡。
郑秉文表示，人口红利的弱化，就可以向资本红利要收益来替补上去，这就是养老金制度转型的必要。这个转型，就是确保养老金制度能继续发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不受人口老龄化的拖累。
郑秉文指出，因此，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势在必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就是资产型制度的载体，这个载体将能“对冲”人口红利减少导致的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性，逐渐替代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的现收现付制度，其路径就是通过资产型的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来积累养老金资产。从更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情况看，在老年人退休收入结构中，第一支柱的养老金支付比例是越来越小的，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占比越来越大。如此，才能确保整个养老金体系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也能成为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
他表示，在老龄化社会中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求社会是创新型的、要求提高单位产出水平，这就需要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新兴技术不断得到更多风险投资支持，而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资产池就自然成为长期的股权投资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养老金制度既是民生制度，也是生产要素，是稀缺的长期资本，可推动技术创新。从长链条上看，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和共同富裕的实现。